1978年10月2日，项与年在福建龙岩因病去世，享年84岁。作为曾在革命年代为党的地下工作者，项与年的一生充满了艰辛与传奇色彩。无论是他的革命经历，还是家庭生活，都蕴含着无数的波折与挑战。

在项与年去世后的一个月，辽宁省委专门为他举办了追悼会，时间定于1978年11月2日，地点是沈阳。时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亲自出席了这场庄重的追悼会。然而，令在场的人感到惊讶的是，项南与妻子也出席了追悼会。项南，当时已经是中央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，而他与项与年在革命年代的交情并不为外界所知，甚至彼此似乎并没有直接的联系。

任仲夷忍不住感到好奇，于是悄悄拉着项南的手问道：“你是如何认识梁老的？”项与年在革命岁月中曾化名“梁明德”，并且大家都出于对他的尊重，称他为“梁老”。项南无奈地笑了笑，回应道：“他是我父亲。”任仲夷听后，惊讶之余也感慨万千，自己作为一个见多识广的革命老将，竟未曾意识到这段父子情缘。直到此时，大家才恍然大悟，项与年与项南之间的关系一直未曾公开，而他们的这段革命历史也成了当时一段为人津津乐道的佳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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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与年出生于1894年，福建连城县朋口乡。自幼聪颖，未到学堂便已自学成才。小时候，他便展现出强烈的正义感和改变社会的渴望。1918年，项与年去南京探望在法院工作的哥哥项廷爵，正是那时，项与年逐渐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，最终投身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。在他离开家乡的同一年，妻子王村玉为他生下了第一个孩子——项崇德，后改名项南。

项与年选择投身革命，背后并非全然出于规划。因为当时家庭生活困窘，娶妻也困难，王村玉是项与年父母为他抱养的童养媳。随着年岁渐长，项与年家境的贫困让父母决定将他和王村玉送给堂叔收养，以减轻家中的负担。堂叔家开设药铺，经济条件较好，对项与年照顾有加，供他读私塾。然而，等到堂叔家有了亲生孩子，项与年便开始受到冷落，这也让他对家庭的不公平待遇产生了强烈的反感，这份反抗意识最终促使他踏上了革命之路。

1925年，项与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并受党组织的指派前往印度尼西亚（时为荷属东印度）发展党员，并担任党支部书记。他在南洋领导工人运动，因而多次遭遇逮捕，虽然被华侨营救出狱，但最终还是被驱逐出境。项与年离家时，项崇德年仅8岁，家人并不知晓他投身革命，直到项与年满身疲惫、身无分文地回到家中，家人才终于松了口气，觉得损失财产无关紧要，至少父亲安全归来。

不过，项崇德虽然见到了父亲，但这一家人仍然是“聚少离多”。1927年，项与年回国后，受党组织安排前往上海工作，参与了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的筹建。当时，项与年表面上的身份是南京华侨事务委员会科长，并且在上海创办了复生小学，担任校长。直到1929年，项与年才有机会返回家乡一趟，探望妻子王村玉。

那天晚上，王村玉不禁向丈夫询问：“这么多年，你一直漂泊在外，到底是做什么生意的？”项与年安慰道：“有比做生意更重要的事。”王村玉追问：“是什么事？”项与年含蓄地答道：“是让农民都有田，工人都有工作，穷苦百姓都过上好日子。”王村玉则感到惊讶，表示这不是红军在做的事。尽管王村玉并未接受过很多教育，但她听外界议论过一些，项与年赶紧低声提醒她：“千万别告诉任何人，这事关生死。”为了掩护项与年在上海的身份，党组织把王村玉母子接到了上海，这时项崇德和妹妹也随母亲一同迁居上海。王村玉虽不清楚项与年的具体身份，但从这次对话后，她对丈夫所做的工作已有了隐约的认识。项崇德也度过了在上海难得的温馨时光，尽管仍与父亲聚少离多，但至少一家人终于团聚。

在上海的岁月，项崇德年幼的记忆里，家里经常有很多不明身份的人来来往往，他以为这些人是“表叔”。然而令他奇怪的是，这些人总是称呼父亲为“老梁”。一次吃饭时，项崇德问父亲：“为什么他们都叫你老梁？”项与年神情一变，急忙瞪了儿子一眼，王村玉立刻拉住项崇德，严肃道：“不要问这么多，专心读书，别的事情不需要知道。”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项与年的地下工作也愈加隐秘。1932年，他开始化名“梁明德”，潜入江西省第四保安司令部，担任机要秘书。1934年，项与年参与了庐山会议，在会上为中央传递了极为重要的情报，为红军的成功突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毛主席后来曾提到，这次情报传递为中央红军做出的决定起到了关键性作用，功不可没。

项与年离开家之后，王村玉与孩子们过上了艰难的日子。为了生活，王村玉与孩子们曾一度靠乞讨度日，并且被安排到地下党工作。随着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加剧，项与年的家庭也开始遭遇敌人的打压。王村玉和年幼的女儿最终被捕入狱，而幸运的是，项崇德因为在南京读书，未受到牵连。直到项崇德回家时，才得知母亲和妹妹被捕的消息。年轻的项崇德感到无助，只得独自返回南京，一边读书一边打探母亲的下落。

尽管王村玉并未接受过太多教育，但她在敌人的审讯下表现出坚强的韧性，始终坚持自己是个普通乡下女人，未向敌人透露任何有价值的信息。最终，因女儿在狱中患病，敌人担心病情恶化，才将母女释放。得知消息后，项崇德赶紧返回家中，母子三人终於团聚。

然而，生活依然艰难。王村玉最终决定回到家乡，在老家开荒种田。可惜的是，项崇德的妹妹因病去世，给王村玉带来了沉重打击。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，她不得不再次化妆成乞丐，离开了家乡。

项崇德也并未停下脚步，他早在1932年就已参加了革命，并且迅速投身抗日救亡工作。由于革命活动，项崇德遭到了国民党的迫害。幸好，在党组织与当地群众的帮助下，他得以逃脱。在香港、苏北、新四军的工作中，项崇德逐渐成长为一名成熟的革命者。他也改名为项南，为了掩藏真实身份，他在工作中始终保持低调，不为外界所知。

1949年，项南成为安徽省委的重要领导，随即担任了多个重要职务，直至成为安徽省委书记。在革命的道路上，项南与父亲项与年一直未能有机会见面，直到1953年，项南专程赴北京开会，并通过长时间的搜寻与线索，在颐和园与项与年重逢。父子二人时隔多年，终于得以认亲。

不过，这场迟来的团聚，毕竟无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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